头条乱世‘逆行者’：吴越国如何重塑中国千年格局？

乱世‘逆行者’：吴越国如何重塑中国千年格局？

电视剧《太平年》的开播，带来了对中国五代十国这段历史的新审视。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秩序最脆弱、战乱最频繁的时期之一，短短53年，中原更换5个朝代、15位皇帝，各地割据政权林立，盛世不再，战火连年。而在这片混乱之中，吴越国却像是一道光，仅存活71年，却已成为五代中最长寿的政权之一。它们以‘一军十三州’的版图，构建了一个动荡年代中的稳定空间，为后来的宋朝留下了珍贵的政治经验。

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惑：这个小国凭什么值得大书特书？

杭州雷峰塔，初名皇妃塔，为吴越王钱弘俶所建。摄影/Hunter

吴越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治理与文化四大层面，为中国以后的一千年留下了一份独特的遗产。它不仅成为实现和平统一的楷模，更推动了经济重心南移，开启了东部海洋经济的序幕。《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城市繁荣，其实早在吴越时期就已初现端倪。不仅如此，吴越国也是儒释道文化交融的重要阵地，更孕育了在中国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钱氏家族’，《百家姓》开篇即为‘赵钱孙李’，足见其地位之重。

吴越国没有留下一个王朝，却留下了一种参考答案：中华文明如何在乱世中保持举世无双的连续性。

吴越国的核心疆域大致涵盖了今天的浙江、江苏南部、上海、福建东北部。制图/夜鸣蝉

从秦灭六国到隋唐统一，传统的政治秩序往往伴随着激烈的战争和文化的断裂。然而，吴越国却在公元978年做了个决定性的选择——纳土归宋。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投降’。吴越末代国王钱弘俶并非没有实力抵抗，他在称臣与抵抗之间反复权衡，最终选择以和平方式归顺，这一举动在宋朝建立之后被官方核实并记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和平统一案例。

吴越五任君王，始终贯彻‘保境安民’的国策，他们在政治上避免参与大规模战争，通过称臣纳贡换取稳定的环境。在经济上，吴越国更是敢于投入资源，治理太湖、西湖、南湖、鉴湖，甚至设立专门治水军队——撩浅军。而在治理方面，吴越国的以民为本理念，也成为日后中国城市治理的灵感源泉。

吴越国延续并发扬了隋唐以来杭州‘城湖一体’的城市格局。摄影/江南君z

特别是在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中，吴越国起到了关键作用。五代十国的战乱使得黄河流域元气大伤，而吴越国因为较少受到战争波及，成为了北方文明南迁的重要据点，也成就了其在宋代财政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更值得一提的是，吴越国开创了中国东部沿海的海洋经济时代。由于北进道路受阻，他们将目光转向海上，广泛发展对外贸易，设立‘博易务’等官方贸易机构，与朝鲜半岛、日本、阿拉伯半岛保持频繁联系。《旧五代史》记录，吴越‘航海所入，岁贡百万’，实际上，他们的国内贸易利润远高于对外贡赋。

上：吴越国第二任国王钱元瓘墓出土的石刻星象图，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石刻星象图之一，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概念，也体现了吴越国工匠的精湛技艺。上图/洛卡奇，下图/视觉中国。制图/张琪

通过海洋经济的拓展，吴越让中国东南沿海第一次真正拥抱大海，塑造了一种开放、冒险、重商的地域性格。这种性格，至今仍深刻影响着长三角及福建地区的发展命运。

大乱世之中，如何在一片‘险地’上造出‘人间天堂’？

很多人知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却不知道，杭州在吴越国之前并不算天堂，而是一片受咸潮威胁的险地。

自钱镠开始，吴越国就把治水作为国家战略。他们以实际行动见证了杭州从‘险地’逐步迈向‘人间天堂’的过程。钱塘江的潮患问题，正是在吴越时期得以解决，为此，钱镠甚至被后人称为‘海龙王’。

吴越国通过改良海塘结构，解决潮患，为杭州日后的城市发展打下基础。制图/鱼一条

治潮是‘救死’，接下来的举措则是‘盘活’。

在唐代，城市实行严格的里坊制，居民区围于高墙之中，夜晚宵禁，商业活动也只能在特定的‘市’里展开。但吴越国统治下的杭州，随着大量中原难民的涌入，人口激增、商业繁荣，迫使旧有的城市格局被打破。吴越国在隋唐建设基础上，修建杭州罗城，成为日后南宋杭州城的基石。

这一时期的杭州，开始出现‘南宫北城’的功能分区格局，更重要的是，里坊制不复存在，沿街商铺成为常态。‘前店后坊’的新格局逐渐形成，带来了夜市、夜生活以及市民集会等现代城市的雏形。这一点，早在《清明上河图》描绘汴京繁华生活之前，吴越时期的杭州就已经初步实现了。

清河坊所处的位置可以说是杭州的‘中轴线’，在南宋时期一度是‘御街’所在，奠定这一格局的正是修建杭州大城的吴越国。摄影/江南君z

吴越国那时的城市规划，不仅塑造了今日杭州的核心城区格局，还让‘老杭州十大古城门’中的涌金门、候潮门等成为城市地标，这些地名至今仍深深刻在杭州人的记忆中。六和塔、保俶塔、雷峰塔等标志性建筑，也都是吴越时期留下的印记。可以说，没有吴越国的大规模城市建设，就没有杭州日后成为千年文化名城的基础。

中国的文治时代，在这里预演

后世谈起宋朝，往往赞叹其‘崇文抑武’的政策，承认其文治武功的平衡。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本就是五代人，他在经历多年军阀混战后，主动选择‘杯酒释兵权’，以防止新的乱世。

而吴越国的文治传统，早在钱氏政权时期就已经确立。他们深知难以通过武力统一中国，于是有意淡化‘武功’的合法性，默默推动社会向文治转型。即便如此，吴越国仍然出现了如胡进思这样威胁文治的武将，这反而促使统治者更加坚定推行文治的决心。

上：灵隐寺在吴越国时期得到了大规模扩建。下：灵隐寺的经幢，建于吴越国时期。上图/江南君z；下图/洛卡奇

在文化传承方面，吴越国亦功不可没。随着北方战乱，大量士人、僧侣南下避难，吴越成为了文明火种的庇护所。这些文化精英在江南地区读书、讲学、著书立说，使中华文明的文脉未因兵戈而中断。

王明清曾考证，南朝《百家姓》之所以首列‘赵钱孙李’，正是由于吴越为钱氏政权，而赵为宋朝统治者姓氏。吴越国在宗教发展上也有独特贡献，他们大规模推动佛教传播，西湖四大丛林中三座庙宇建于吴越时期，更开创了佛教雕版印刷的先河，使得佛教文化逐渐从贵族转向平民，为宋代‘儒释道合流’奠定了基础。

钱氏家族在近现代迎来了人才井喷，杰出人士遍及各行各业。制图/张琪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钱氏家族本身。吴越钱氏，或许是吴越国留下的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纳土归宋后，钱氏家族反而备受宋朝庇护，逐渐发展壮大，成为横跨多个领域的文化巨人。

从北宋文坛领袖钱惟演，到清代乾嘉学派奠基人钱大昕，再到现代的科学家、外交家、作家，钱氏家族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人才辈出，为社会进步、文化发展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养分，成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儒家家风的真实写照。

尽管吴越国仅存在71年，但它创造的城市格局、文化生态与政治智慧，为中国后一千年的历史发展埋下伏笔，它的影响，远不止于地名与建筑，而是深入到中国文明的骨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