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解散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一场关于科学权威的政治风暴

2026年4月下旬，美国科学界又经历了一场震动。

4月24日，特朗普政府通过总统人事办公室向“国家科学委员会”成员发出邮件，宣布其职位“立即终止”。NSB作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法定治理机构，通常由总统任命、任期错开的专家组成，负责制定NSF政策方向、批准重大资助，并就科学与工程政策向总统和国会提供建议。被解散时，委员会正准备召开会议。据该机构成员透露，当时委员们正在完成一份关于美国科学状态的报告。白宫对此的解释是，1950年相关法律赋予NSB的权力“可能需要更新”，并声称NSF工作不会因此中断。

科学界的反应多为震惊与忧虑。美国化学会、天文学会、微生物学会等纷纷对此提出批判。但这并非孤立事件：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已有一百多个科学顾问委员会被解散、合并或受到政治干扰。

如果只是撤换一个咨询委员会，或许可以视为总统更换旧班底的常规操作，但NSB的解散却意味着更深层制度危机的到来。

NSB是美国战后科学体制的重要支柱。将其置于NSF预算削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疾控中心人事震荡、以及CDC疫苗顾问委员会被改组的背景下审视，这其实是一场对美国国家科学顾问制度的“压力测试”。

一、特朗普的科学战争，并不只发生在NSF

笔者曾在前文《美国科学家如何反抗特朗普》中指出，特朗普第二任期后，NSF、NIH、环保署与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等科研和监管机构先后经历经费削减与政治审查。这些举动不仅仅是财政紧缩，更是对哪些科学值得国家资助、哪些专家能参与决策的重新定义。

与此同时，美国卫生部与CDC的动荡也在加剧这一趋势。肯尼迪担任卫生部长后，最引发争议的举措之一是全面撤销CDC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ACIP）全部17名成员，并任命8名新成员，其中包括若干长期质疑疫苗的专家。尽管2026年联邦法官曾阻止部分关键改组举措，但行政部门对科学顾问的干预已成事实。

特朗普与肯尼迪在中国推动对孕期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即Tylenol）与儿童自闭症或ADHD风险之间关系的警示。这项举措引发了科学家和制药公司的强烈反对。然而，这场争议已不再只是政策分歧，而是政府意图直接参与“事实构建”，即通过行政权力塑造替代性的医学叙事。

特朗普政府的这些行动虽看似强硬，但若仅将其归结为“任性”或“反科学”，则会错失更根本的社会问题。实质上，美国科学顾问制度所面对的，是一个正在瓦解的政治社会共同体。

例如，肯尼迪在撤销ACIP时声称“恢复公众信任”和“清除利益冲突”，但相关研究显示，CDC疫苗顾问的申报利益冲突在近十年已显著下降。

这意味着所谓的“利益冲突”，很多时候是政治姿态，而非实质问题。专业能力和利益回避之间的界限并不简单，但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却刻意简化，以达政治目的。

二、科学顾问制度遭遇政治挑战

特朗普及其团队的系列举措，引发了美国科学界对科学顾问制度能否继续支撑国家决策的担忧。

美国的国家科学顾问制度，并非仅指对总统负责的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而是由多个分布在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顾问委员会构成的网络。这些机构依靠法律授权、行政命令、部门规章、公开会议制度、同行评议传统和长期形成的不成文惯例来运行。

例如，国家科学委员会（NSB）在基础科研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不仅参与NSF的治理，还就科学与工程政策向总统和国会提供建议。此外，美国科学院的多份报告正是由NSB委托完成。而在公共卫生领域，CDC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负责审查疫苗证据并提出接种建议，NIH、EPA、NASA、NOAA等机构也各自设有专业顾问委员会。总统层面还有非常设的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常设但无专职委员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以及上面提到的OSTP等机构。

这套制度的设计本意是，在政治决策中维持科学意见的相对独立、相对公开与相对专业性。然而，如今这一制度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政治家可以选择采纳或拒绝科学建议，但科学专家的同时，也被越来越多地质疑自身的中立性。

这种质疑的根源，既来自具体科学议题的政治化，也来自普通公众对“专家统治”的反感。EPA如果采纳气候科学家的建议，可能意味着更严格的排放标准，进而影响MAGA支持者的基本盘；CDC若采纳疫苗专家的建议，则可能增加地方财政负担，影响政策执行。这使得科学顾问制度在多个层面都显得举步维艰。

三、党派认同重写事实判断

科学界自身的政治倾向，也在加深公众对其角色的不信任。

美国科学家整体上偏向自由派，这一点并非特朗普的原创叙事。研究显示，向联邦候选人和政党捐款的科学家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近年向共和党的捐款比例不足一成。这种党派偏好就在某种程度上，让公众误以为科学界不是中立的“裁判”，而是某种政治联盟的代表。

在政治传播领域，这一现象尤为明显。例如，右翼政治力量会将科学界的立场视为“意识形态”，而非事实判断。而这种“选择性吸收”也成了固化认知、阻碍共识的根源。

丹·卡汉（Dan Kahan）等人在传播学研究中已指出，科学素养更高的人，可能反而更坚持自身立场而不是科学共识。

类似地，在疫苗接种问题上，保守派更可能认为疫情防控数据被夸大，而自由派则更可能认为数据被低估。这种认知切割，已成常态。即使在疫苗接种这类看似客观的领域，也难以避免立场投射。

而媒体在左右信息环境方面，也起到了放大器的作用。例如，Fox News的报道更倾向质疑气候科学，CNN和MSNBC则更强调科学共识。这种“信息部落化”正侵蚀着科学顾问制度的基本假设：中立、公开和透明能够自动带来权威。

四、美国科学顾问制度何去何从

如果仅仅是解散一个国家科学委员会，或许无法撼动制度根基，但持续的政治打压正使其渐渐瓦解。

美国国家科学顾问制度的核心框架大致形成于二战之后。当时的总统科学顾问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在《科学：无尽的前沿》中强调，政府应长期支持基础研究，并建立稳定的科学顾问机制，以支持国家决策。这一系统在1950年制度化：NSF和NSB同时成立；冷战背景下，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成为连接科学界与白宫的重要桥梁；1976年，OSTP通过立法，使科学顾问制度被确立为行政体系的一部分。

但这一制度的设计并非集权式科技管理体系。它强调的是独立、多元和公开，不同领域的科技顾问委员会各自独立运行，国家科学院通过共识报告提供专业建议，联邦顾问委员会法要求会议公开透明。这些安排旨在为科学意见在政治系统中保留一块相对独立的空间。

然而，现代的社会环境，尤其是社交媒体的普及，正在改变这一制度所依赖的基础。过去，咨询报告多通过专业渠道进入政策讨论，如今却瞬间暴露于公众舆论场。报告中的不确定性、技术细节和分歧意见，常被拆解、放大，甚至被重新解释。

这种变化使原本用于增强信任的透明机制，反而成为学术不端和认知扭曲的素材。一个制度的中立性、权威性，不仅取决于它的设计，更取决于它在社会传播中的接受度。

尽管面临多重挑战，但科学顾问制度仍然有其韧性。

首先，它不是一个单一机构，而是一套多节点体系。

总统可以解散NSB成员，却无法同时控制国会、大学、国家科学院、专业学会和各级联邦法院。大量针对专业委员会的拆解举措，已被联邦法官暂缓。NSF预算虽遭提议大幅削减，但最终仍需经国会批准。由此可见，科学顾问制度的重要性远超单一行政机构。

其次，它依赖的不仅是权力结构，还有职业规范。

科学家可以有政治立场，但他们提出的结论，仍需经过同行评议、数据验证和公开发表。公众可能一时被误读，但科学判断本身是独立于政治的。

再次，科学共同体也能通过集体行动回应。

2017年的“科学游行”动员了全国上百万科研人员表达诉求。而当前，科学界的策略已从街头集会转向加强科学传播、参与政策沟通与争取公众理解。这种“慢变量”的调整，也为制度的延续提供了保障。

五、重塑后真相时代的科学顾问制度

面对“后真相”时代的挑战，美国科学顾问制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重构需求。

美国社会目前已不再共享相同事实判断框架，科学顾问制度如不能及时调整，将面临更大的信任危机。

后真相并不意味着没有事实，而是事实的接受高度部落化。人们更倾向于相信与身份一致的信息，而非超越立场的证据本身。在这种环境下，仅仅发布报告、期待被采纳的传统模式已难以应对。

此外，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正在降低制造“伪科学证据”的门槛。生成式AI可迅速生成看似专业但实际是错误的信息，甚至模仿专家意见。这无疑增加了公众识别信息真实性的难度。

因此，科学顾问制度需要在几个方面进行调整：一是增强对证据形成过程的解释，而不仅是发布结论；二是完善专家遴选和利益披露流程；三是加强与公众的沟通，使科学建议能够进入更广泛的传播空间。尽管公众认知仍可能出现扭曲，但符合程序、经过多重验证的专家意见，仍可能在制度层面维持其权威地位。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些变化同样具有启示意义。随着科技议题日益复杂，仅依靠临时专家咨询已难以支撑国家层面的决策。需要建立更制度化的科学顾问体系，以确保专家意见在政策讨论中持续发挥关键作用。

最终结论是：美国科学顾问制度正在遭遇空前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基本原则已经失效。

中立、公开、透明和权威，或许不再像过去那样自然得到信任，但正因为失去信任，这些原则才更加必要。制度可以被政治冲击，认知可以被立场扭曲，但如果没有一套能公开程序、展现责任的科学顾问体系，科学在政治面前将更加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