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谈后抖音时代：声音为何依然重要？中美播客路径殊途同归

亲历播客产业十年，杨一：声音仍是信息时代的稀缺资源

从2018年《忽左忽右》上线开始，杨一便见证了中文播客在短视频算法主导下的崛起。如今，他观察到播客在‘后抖音时代’已成为用户寻求‘深度陪伴’和‘真人连接’的重要入口。他以十年经验和跨国视野，反思声音内容在当代传播生态中的独特地位。

（一）广播‘基因’的不同

为什么美国有《Serial》《This American Life》这种制作精良的叙事类播客，而中文播客却以访谈/聊天类为主？杨一认为，这源于中美两国在广播体系和市场逻辑上的差异。

美国播客依托公共广播体系（如NPR、PBS）得以发展，这些机构依靠财政拨款、捐款或基金会支持，长期培育具有社会价值但可能不盈利的内容。在这种环境下，声音内容被赋予了一种‘公共性’，成为独立于商业逻辑的文化产品。

而中国的传统广播长期受商业逻辑主导，收入依赖广告与收听率。在垄断性的渠道（如车载广播、无线电波）保护下，它缺乏像美国那样的系统性培育机制。因此，中文播客的兴起并非遵从广播传统，而是‘硬挤’出来的一种市场反应。

这种由短视频与算法主导的市场背景，使得中文播客迅速崛起，成为用户逃离碎片化内容的‘透气窗口’。杨一说，这恰恰体现了中文播客发展的独特性——它没有经历美国那样的‘叙事类路由’阶段，而是直接进入以真人互动为核心的陪伴式对谈。

（二）中美播客，为何会殊途同归？

尽管发展历程不同，但中美播客在2025年随着时间推移，共同面临一个新挑战：视频播客的兴起。

杨一指出，2020年前后，中文播客几乎是‘断代’式地出现在短视频主导的市场中，而美国播客早在2014、2015年就已在公共广播体系下逐步成型。两者在时间维度上存在约五年的差异，但如今却在‘视频播客’这一新形态上相遇。

他强调，中美播客的发展虽然路径不同，但最终都将回归到‘内容为核、媒介为形’的基本规律上。比如，美国的播客已演化出三种路径：传统商业资源平移、公共使命驱动、纯粹市场创新；而中国的播客则在视频算法时代积聚了独特需求，并以‘陪伴感’为切入点打开市场。

媒体教学的未来：从广播到AI声音

杨一在北师港浸大开设播客课程时，也关注到播客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新闻学院应当主动与播客行业接轨，打破传统广播电视新闻学的边界，提前布局AI时代的声音内容创作。

他举例说，伦敦大学城市圣乔治学院已开设全球首个播客文学硕士项目，而纽约大学、哥伦比亚新闻学院也纷纷加入声音教学的行列。这些教育实践表明，播客不仅是内容形态的创新，更是新闻传播方式的变革。

杨一还提到，AI的声音技术正在改变内容制作的方式。他使用Google的NotebookLM，将长论文生成音频内容，实现效率的极大提升。但即便如此，AI无法替代真人传递的信任与温度。

媒介为杯，内核为水

杨一引用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理论，强调不同媒介对内容呈现的塑造力。他指出，内容始终是通过特定媒介塑形的，而我们作为内容创作者，必须理解这种媒介特征。

他进一步提到，新闻专业训练的价值并未消失。调查力、现场突破力、逻辑归纳力以及对社会价值的敏感度，都是新闻专业独有的核心技能。即使在AI时代，这些能力依然是人类无法被取代的优势。

AI时代内容价值何在？

在AI技术迅速发展的当下，杨一并不认为音频内容会被取代，而是会与视频内容形成共存与互补的生态结构。他指出，音频播客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场景价值，如通勤、家务、睡前等陪伴式聆听环境，而视频播客则满足用户对沉浸式体验和真人互动的需求。

商业化：中文播客的多元探索

谈及播客的商业化，杨一认为中文播客在这一领域正处于探索期。他指出，目前最主流的变现方式是广告，但它的收入高度分散，依赖流量。品牌定制、企业音频服务、付费会员等模式则属于To B方向，只有具备系统化服务能力的机构才能真正实现价值转化。

而在AI背景下，内容的边界与标准亦发生变化。他认为，真正的审查压力并非来自行政规定，而是源自‘民众的汪洋大海’，即来自用户举报与情绪化评论所构成的舆论压力。平台往往因此采取更严格的自我审查机制，以规避风险。

结语：让平台为我所用，而非我为平台所困

杨一最后建议新人不要被单一平台限制，而应尝试多种媒介形态。在抖音、B站、小红书、播客等平台上，以短视频、长视频、音频、图文等形式尝试内容创作，从而积累对媒介特性的理解，把握内容创作的本质。

他强调，在这个不断试错与获得反馈的过程中，创作者才能真正识别自身的优势与稀缺价值。‘在短视频和算法的时代，我们更要坚持内容的深度与真实，’他说，‘声音，并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