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Jeans音乐版权案引争议：抄袭的定义谁来做主？

关键词：音乐版权、NewJeans、抄袭、法律争议、跨国诉讼

01. NewJeans又被告了：谁有资格说一首歌是抄袭？

2024年1月初，洛杉矶的音乐人Audrey Armacost收到了一封来自首尔的邮件，附带了一段未完成的器乐track，这是NewJeans下一张专辑的候选曲目之一。她随即与三位合作伙伴——格莱美提名制作人Aidan Rodriguez、词曲作者Adam Gokcebay、制作人Michael Campanelli——在一天之内完成了Demo《One of a Kind》。

Armacost随后将这个Demo提交给自己的出版商Pulse Music Group，再由其转交给BANA，这是一家负责NewJeans歌曲制作的独立创意公司。BANA那边由A&R Hanna Cho和CEO Keyon Kim进行确认，他们回函表示：“我们喜欢这段topline，但最终不会采用。”

四个月后，《How Sweet》作为NewJeans双单专辑发行，达到了Billboard Global 200第15名，被《滚石》杂志列入2024年度百佳单曲。然而，在词曲署名中，并未出现Armacost及其团队的名字，反而是Hanna Cho和Keyon Kim被列为vocal director。

“接触”在这里是明确的：被告已通过邮件确认收到过Demo，并对它的质量进行过评价。因此，诉讼的重点并非“是否故意抄袭”，而是“实质性相似”。

这是NewJeans过去两年遭遇的第二轮指控。2024年7月，英国爵士放克乐队Shakatak通过版权持有人Wise Music Group指责NewJeans另一首《Bubble Gum》挪用了他们1981年作品《Easier Said Than Done》的旋律、节奏和速度。ADOR随即否认，要求出具独立分析报告，此事并未进入法庭。

NewJeans案因此显得尤为特别——它具备三个关键条件。其一，原告拥有Demo的递交时间戳和BANA的回函，证明接触有实证。其二，原告位于洛杉矶，可以在加州中区法院提出诉讼，而该地区以对原告友好著称。其三，由于Coca-Cola参与广告投放，UMG负责发行，此案中具备美国法律管辖权的多重基础。

02. 抄袭是谁说了算？

在音乐版权领域，“抄袭的定义权”从未统一过。以美国为例，1976年联邦法院的Bright Tunes Music v. Harrisongs Music案中，法官Richard Owen认定乔治·哈里森的《My Sweet Lord》构成对《He's So Fine》的版权侵犯，尽管哈里森否认有意抄袭，但法庭认为其“几乎是潜意识的挪用”。这一判例确立了“接触加实质性相似”的侵权认定标准，也将“潜意识抄袭”写入美国版权法的实操框架。

之后的多年里，这一标准被不断应用。1946年的Arnstein v. Porter案确定了“接触”“实质性相似”两步法。这在2024年的Blurred Lines案中又显现其局限性。当时，Pharrell Williams和Robin Thicke被判定抄袭Marvin Gaye的音乐风格，尽管他们并未直接借用任何旋律或歌词。第九巡回法院允许陪审团在整体感觉层面做出判断，却排除了专家证词，导致判决逻辑被广泛质疑。

在中国司法体系中，音乐侵权认定通常采用“接触加实质性相似”标准，且法官会委托专业机构进行乐谱比对，这种模式更强调技术性判断。相较之下，韩国音乐著作权协会KOMCA明确表态，其无法独立判定抄袭，只有等到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才会介入版税分配调整。

而德国则走得更极端。2008年Metall auf Metall案中，即便只是采样了极小片段，也被视为具有创作痕迹，从而构成侵权。尽管欧盟在2019年部分修正这一立场，但德国对采样的高压态度仍未动摇。

四种截然不同的法律体系共同构建出一个复杂的图景：无论是在法院、版权协会，还是音乐专家那边，抄袭的定义始终处于争论和相对模糊的状态。真正的“判决”往往在社交媒体和舆论场中率先发生，舆论在此类诉讼中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03. 抄袭作为生意

在理解NewJeans案的真实形态时，从1991年的Grand Upright Music v. Warner Bros.案开始，是关键的切入点。

那一年，联邦南区法院法官Kevin Duffy的判词中引用《圣经》诗句：“汝不可偷盗。”被告Biz Markie在其音乐中直接使用了Gilbert O’Sullivan歌曲的钢琴采样片段，最终被判侵权。自此，“采样即侵权”的观念在音乐圈被逐渐确立，保护录音版权的力度不断增强。

更具结构性影响的是2005年的Bridgeport Music v. Dimension Films案。第六巡回法院强调：“申请许可，或者别采。”这将“de minimis”原则（微量免责）从录音版权判断中剔除，使采样必须获得授权。这条判决促使了一个全新商业模式的出现——“sample troll”（采样诉讼公司），专以未授权采样为食粮，批量起诉音乐人、唱片公司乃至品牌方。

2015年的Blurred Lines案则进一步模糊了抄袭的边界。Pharrell Williams和Robin Thicke未使用任何旋律或歌词直接采样，而是试图模仿Marvin Gaye的音乐风格。对阵中，Marvin Gaye遗产方胜诉，最终获得530万美元赔偿，这也是音乐版权历史上的标志性判决。

Blurred Lines案之后十年，音乐版权领域逐渐形成了一种现象：诉讼不再是单方面的争端，而是资本驱动的商业行为。Privately-held catalog fund公司如Hiplgnosis（现Recognition Group）、Primary Wave、Shamrock、Blackstone等，将大量音乐作品版权证券化，将其变成现金流资产。因此，版权的严格保护不仅仅是为了维护创作者权益，更成为这些机构盈利的手段。

在NewJeans案中，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被告——Coca-Cola。原告指出，这家饮料巨头参与了《How Sweet》的广告投放行为，并与UMG、HYBE、ADOR、BANA、YG PLUS共同作业，制造并推广这首歌。这种将案件“锚定”在美国商业活动中的策略，意味着此案将围绕法律与商业利益展开，其判决可能对音乐行业的版权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抄袭诉讼已不再是艺人之间的纠纷，而是全球化、制度化、资本化的商业斗争。在这一过程中，法律体系并未给出清晰答案，公众舆论反成为推动诉讼的重要力量，有时甚至比法庭更快做出“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