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代丁克老了：组团养老、被迫离婚，还有人生了二胎

初代丁克老了：组团养老、被迫离婚，还有人生了二胎

【前言】

2026年5月23日，复旦大学校友返校日。李俊华，博主@识货姐，作为志愿者和校友，踏上校园，回忆起她二十多年前的抉择。

【李俊华的丁克之路】

她曾是复旦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生，在外资银行工作后与先生移居加拿大留学。回国后，她获得香港某银行的高管培训生offer，继续事业打拼。在那一个时期，生育被视为家庭未来的基础，而她却选择迟缓计划。

“职场女性一旦怀孕生子，大概率意味着放弃高薪岗位、回归家庭琐碎。”李俊华坦言。

除了工作上的考量，她也因健康原因而推迟了生育。由于长期服用激素，她的身体出现了明显变化，直到医生建议彻底停药，才能考虑生育，但这意味着她将错过最佳受孕年龄。

“身体健康的普通人，四十多岁受孕也有难度，更何况我长期吃药，健康受到很大影响。”李俊华感慨。

最终，她和丈夫成为初代丁克，这个选择背后的现实考量与精神自由难言是“自私”还是“自保”。

【丁克现象的演变】

近年来，丁克家庭逐渐从边缘群体向主流扩散。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全国狭义丁克家庭（双收入无子女）已突破2180万，较2020年增长67%。而广义丁克群体（含已婚无孩、无子女老人、单身不婚不育）已达到1.88亿，占全国家庭户的37.95%。

其中，上海丁克家庭比例最高，达12.4%，深圳和北京分别为11.8%和10%。这些数据背后，是无数人在时代洪流中对婚育与事业、自由与责任的平衡考量。

【唐娜的坚定选择】

1979年出生的河北姑娘唐娜是“铁丁”代表。她的原生家庭充满争吵，打骂曾是家常便饭。成长过程中，她深刻体会到家庭关系中“爱”的缺失，因此在成年后明确表示不生孩子。

“我不想把一个无辜的生命带到这世上，让他/她承担不必要的烦恼和痛苦。”唐娜的这种想法，源于她对“人生意义”的独立思考。

唐娜和丈夫是大学同学，相识多年，性格契合，生活自在，事业自由。没有孩子的他们，享受着完整的个人空间，可以随意旅行、周末放松，是许多年轻人羡慕的生活状态。

【董博的“被迫”解脱】

董博，51岁，是一名北漂。他曾在一次徒步中遇见前妻，并为其追求的勇气所打动，最终选择丁克生活。在他们的人生初期，他和前妻一同踏遍地图，享受自由与激情。

但命运的转折很快到来——40岁那年的正月初八，他突发急性脑梗，错过了溶栓黄金期。虽然前妻出面办理手续并请了护工，但现实中，她并未真正参与照护，这让董博陷入深深的失望。

出院后，董博的生活无法自理，前妻在没有情感依附的情况下提出离婚。他虽未感到悲伤，却意识到丁克生活的脆弱。

之后，他重新步入生活，在人介绍下与现任妻子结婚，育有一女，现正为女儿的幼儿园生活做准备。

【丁克群体的养老困境】

没有子女，如何面对老年？这个问题，是许多丁克家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李俊华在职场生活中逐渐找到平衡，退休后系统地学习茶艺、宝石鉴定等技能，还积极参与公益，帮助福利院和社区，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她也在尝试组团养老新模式。

“健康的身心，才是养老最可靠的保障。”她在采访中如是说。

而卡姐，作为一名80后丁克族，有着自己的应对策略。她和丈夫小刘来自不同城市，却拥有共同的兴趣与价值观念。两人在游轮上相遇，结婚后坚定选择丁克，更多的是对未来的负责。

“我刚40岁，不确定以后会不会那么长寿，也不想为未来的事过早忧虑。”卡姐对养老持有谨慎却乐观的心态，她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应对方案。

【社会反思：自由与责任的两端】

丁克，既不是政策的产物，也不是观念的单一化趋势，而是一种结合了时代背景、个人选择与社会结构的复杂现象。

有的选择丁克源于对自身发展的追求，有的源于对原生家庭的不满，有的则是出于对自己与伴侣养老保障的考虑。不管出于何种理由，丁克家庭的现实困境总是绕不开“谁来照顾我”这个问题。

在李俊华、唐娜、董博、卡姐这些人身上，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不生孩子”这个选择，而是整个社会在生育、家庭与个人自由之间的一场思想实验。

【结语】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生育并非私事，它关乎家庭、关乎社会，也关乎“老有所依”这四个字的分量。

没人能预测未来，但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不被焦虑驱动的现在。

或许，真正的社会进步，不在于让所有人做出一样的选择，而在于让每一种选择都能获得相应的尊重与托底。

图|董博康复生活

图|卡姐与小刘生活

图|李俊华晚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