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平均工时回落：制度、经济与‘反内卷’的多重博弈

中国就业人员的周平均工作时间在2025年结束了连续9年的增长，步入2026年后持续回落。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6年前五个月，周平均工时均维持在48至48.3小时之间，表现出显著下降趋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月份的周平均工时达到近三年同期最低水平，3至5月则为近四年最低。2023至2024年的24个月内，有16个月周平均工时在48.7小时及以上，这一数字表明劳动强度仍有不小降幅。

尽管加班现象有所缓解，但中国劳动者整体工作时长仍高于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明确，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不超过44小时。然而，在现实操作中，很多劳动者仍处于被动加班的状态。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毛宇飞指出，如果劳动者的收入足够体面、社会保障完整，大多数人其实更愿意平衡工作与生活。但在现实中，劳资双方在工时协商上并不均等，劳动者因考核压力、收入焦虑等多重因素，往往无法自由选择工作时长。

此外，多位专家指出，周平均工时指标已无法全面反映所有劳动者的实际状况。一方面，隐形加班现象日益严重，工作消息时刻侵入员工的私人时间，这部分时间通常未被计入统计；另一方面，约2亿的灵活就业群体未被纳入统计范畴，他们包括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常常主动或被动承担超长工时。

多重因素推动工时回落

在过去一年多中，董保华教授注意到，受“反内卷”思潮影响，监管部门对加班行为的执法日益严格。各地法院在加班费相关案件上的审判标准更趋明确，企业若出现拖欠加班费的情况，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处罚力度也显著增强。

2024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将“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明确列入议题。2025年3月，这一政策进一步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与此同时，市场层面的一些大型企业也在积极推行“反加班”措施，例如小红书取消“大小周”制度、大疆制定强制不加班政策，美的亦宣布严禁在下班时间开会，以减少形式主义加班。

智联招聘发布的《2025职场“反内卷”调研报告》显示，有8.4%的企业已开始推行“强行下班”制度，近半数（50.7%）的企业则选择不强制也不鼓励加班。

除了政策驱动外，外部制度正在形成新的约束。2024年11月，欧盟委员会正式通过《强迫劳动法规》，规定出口至欧盟的产品涉及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都将被禁止，包括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或每周超过40小时的情况，即便员工是“自愿”加班，也不被允许。

董保华指出，欧美国家正逐步将劳动法“武器化”，而中国的外贸经济高度依赖海外市场。如果企业不控制加班时长，相关产品可能被海外市场拒绝接受。

相比于制度与外部压力，多位专家认为宏观经济周期波动才是本轮工时下行的主要动因。

董保华表示，在经济蓬勃发展时期，企业倾向于先延长员工工时来应对新增的业务量，待后续扩张再增加人员；而在经济承压阶段，企业则通常先停止招工，再压缩加班时长。随着宏观经济压力凸显，这种策略促使周平均工时下降。

国家统计局亦多次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及部分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困难，这进一步加剧了工时调节的必要性。

一位长期研究就业的专家指出，周平均工时与宏观经济景气度整体呈正相关，而其波动往往滞后于宏观变化。因此，目前工时下降现象，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当前经济增长的承压状态。

毛宇飞教授补充表示，2024年初周平均工时已接近49小时，继续增加的空间非常有限。而企业若继续依赖加班对冲成本压力，其边际效益将不断递减。

要客观看待工时过长问题

即便2025年以来周平均工时有所回落，中国整体劳动强度在全球仍处于较高水平。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22年的数据显示，在167个有统计的国家中，只有9个国家的周平均工作时间超过44小时，其中就包括中国、印度、蒙古和伊朗。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第四十一条则指出，用人单位在生产经营需要时，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但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

毛宇飞指出，较长的工时是中国产业体系仍在升级阶段的体现。大多数欧美国家已完成工业化，成熟的产业链和雄厚的经济基础使得他们能够支持短工时、高福利的工作模式。而中国过去在产业链中仍处于中低端，劳动密集型行业占比高，利润空间有限，只能依靠延长工时保证产出稳定与收入增长。

同时，很多低收入劳动者依靠加班提升收入。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4》显示，2023年，住宿和餐饮业就业人员的周平均工时达53.8小时；居民服务、交通运输、批发零售和制造业等行业周平均工作时间均超过51小时。

董保华表示，灵活就业群体更倾向于主动加班。比如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他们的收入直接依赖接单量，因此在“多劳多得”的激励下，倾向于工作更长时间。如果出台强制限制政策，如强制网约车司机在工作8小时后停止接单，不仅可能遭到从业者强烈抵制，更会引发消费者对出行成本的担忧。

毛宇飞则提到，从积极角度看，延长工时确实能增加劳动者的总收入。然而，这种依赖加班的模式却会摊薄单位劳动的价值。大量低收入劳动者每周工作50—60小时，仍难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背后的根源是岗位劳动保障缺失，他们只能通过无限延长工作时间来弥补薪资不足。

他进一步指出，这种现象背后折射出一个核心问题：灵活就业群体被排除在传统劳动法律的保护框架之外，法定工时和加班费标准对他们的约束力微弱。而平台经济的算法规则和绩效制度，正在无形中倒逼劳动者持续延长工作时间，形成高强度、低保障的新型工作常态。

经济观察报制图

那些未被纳入统计的工时数据

据多份行业研究报告显示，尽管周平均工时下降，但灵活就业群体的真实工作时间依然超出统计数据。例如，福州市交通运输局公布的数据表明，2025年第二、第三季度，当地网约车驾驶员日均工作时长达到10—12小时；而2025年四季度，杭州地区日均运营超12小时的网约车占比高达21.92%。

毛宇飞指出，这些劳动者往往同时面临强烈的经济压力和制度缺失。他们被排除在传统劳动法保护范围之外，无法主张加班费，也不受现行工时法规的约束，甚至在等单和待命期间也依然被计入工作时长。

在毛宇飞看来，当前灵活就业群体的工作时间呈现出鲜明的两极分化。一方面，平台从业者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在“多劳多得”的薪酬模式和算法控制下，主动或被动接受了漫长的工作时间；另一方面，以兼职、零工为主的群体则面临工作不稳定、接单量不足的困境，其收入波动剧烈。

他强调，这种两位一体的现实，不仅反映出当前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更揭示了劳动权益保护在数字化转型中的滞后问题。只有从法律与制度层面进行调整，才能真正改善劳动者的权益状况与工作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