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为何应从债务端发力？方绍伟对赵燕菁观点的商榷与回应

在方绍伟先生的公号文章《赵燕菁教授为何反对中国发展AI产业？》中，他以商榷的方式回应了拙作《当下中国宏观经济的十个问题》。这篇文章给予我极大的启发，高度概括了诸多对宏观经济问题的主流观点，而这些观点，恰恰是我写作时心中潜在的“靶子”。

方绍伟先生的文章汇总了大量讨论宏观经济问题的观点，因此具有代表性，值得我再撰写一篇答辩文章。目的不是说服方先生，而是写给政策制定者，让他们清楚这些观点究竟错在哪里。如果不对这些观点进行理论上的纠偏，它们可能误导宏观决策。

在回应方文观点之前，我想先与他文章的标题进行商榷——《赵燕菁教授为何反对中国发展AI产业？》。在我整篇文章中，只有一小部分提到了AI，即便这一部分也没有提及“反对AI”的观点。我理解为了传播效果，标题通常会被设计得更吸引眼球，但用如此标题归纳我的整篇文章的观点，确实存在一定的偏差。

我不否认AI是当今大国博弈的重要领域，但我的观点是“AI是一个错误的战场”，而不是“中国应不该应战”。AI是美国所选的赛道，中国只能应对。然而，中国还应有更全局的视角，理解AI博弈在大国竞赛中的意义，并选择对自身更有利的战场。例如，在苏美冷战中，核武器和导弹是美国主导，苏联虽未落后，却仍败于整个冷战格局。

AI也类似，它已成为中美大博弈中的“核武器”，虽然美国出手，中国必须应战。但即便在这个战场获胜，也不代表整个博弈的胜利。中国应该选择的战场是资本市场，正是因为选择了这个战场，中国才可以采取低价开源的策略。这将让闭源的大模型无法暴利，一旦AI泡沫破裂，中国将有机会像当年美国“抄底”苏联如此，赢得整个产业链的布局。

1 关于宏观资产负债表

方绍伟先生在我的文章中指出，我混淆了微观会计恒等式和宏观总量，将会计学中“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概念平移至全国宏观总量，自行重构了术语，导致“主体模糊与其他概念混乱”。

首先，我非常清楚资产负债表是微观工具。宏观资产表不能简单套用微观会计概念。宏观与微观最大的差异在于，微观会计报表中货币被视为不变变量，无论如何都不会显著影响经济绩效；而在宏观会计中，货币不仅是变量，而且其变化对经济具有重大影响。

由于之前没有宏观资产负债表的框架，重新构建术语是必要的。在宏观资产负债表中，我也借用的是会计学的分析工具，而非直接照搬微观会计的概念。这一点在微观与宏观的语境中是完全不同的。把宏观概念和微观概念混为一谈，无异于用显微镜看整个星空。

宏观会计框架最大的优点就在于直观、简洁、便于理解。存量与流量可以分别讨论，无需混为一谈。这种简化的分析方式，是传统宏观经济学难以被广泛理解的重要原因。好的学术应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而不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2 存量与流量问题

方绍伟先生还指出，我的文章仅依靠“存量恒等式”分析经济周期波动，因此忽略了“企业在还本付息过程中货币的消灭、投资的亏损、居民的跨期储蓄行为”等关键因素，资产估值的变化通过信仰力而非真实现金流驱动。

实际上，这些所谓的“流量-存量”问题都会反映在资产负债表的当期变化中。只要知道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就可以判断经济趋势，加上利润表与现金流表也不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储蓄和内需的关系深层次地反映了这种逻辑。经济总量不变时，储蓄的增加意味着消费和投资的减少。这是所有经济主体共同的行为结果。至于是否“强行推导出‘储蓄越高内需越弱’的片面结论”，只需观察事实就会明了。只要找到一个反例，就可以否定整个推导。

3 宏观加总悖论

方文认为我的文章核心逻辑“房价、股市上涨扩大权益端，进而拉动信贷与总需求”犯了“合成谬误”。他指出，虽然单个家庭房产增值可以提升抵押融资能力，但整体房价上涨只是改变了账面资产的估值，不会带来真实现金流的增加。一旦估值脱离未来收益，便可能催生泡沫。

这是典型的以实物价值衡量资产的旧有思维。它把“账面估值”与“真实现金流”对立，这种认知源于对“货币”在市场分工中作用的误解。许多人仍然认为货币不能参与财富创造，也无法带来真实的国民收入增长。

但实际上，货币是市场分工的“工具”——就像“铲子”对于煤矿的价值一样，“货币”是人类分工效率的倍增器。流动性越强，货币的价值越高。现代货币的创造主要依赖金融手段。同样的资产，估值越高，能创造的货币就越多。这种估值不仅不会脱离未来收益，反而是“未来收益”的来源地。

4 债务端约束

方文认为我的文章立论基础是将中国经济简单定义为“债务端约束（资本不足、劳动过剩）”，认为当前中国的债务并非短缺，而是资产端存在结构性堵塞，优质资产供给严重不足。

我很清楚，所有经济学家都曾认为中国“有钱无处投，有储无处用”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化”不足。然而，这其实是种倒因为果的思维。市场化只是结果，不是原因。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大的“发动机”——也就是货币。只要能创造出足够的货币，市场自然会发展；只要货币不足，市场化便是空谈。

在劳动过剩（也就是债务端约束）的经济背景下，货币就是市场运作的引擎。能否创造更多货币，决定了市场是否能够扩展。而制约货币创造的，正是“债务端”！正是因此，我提出“只要扩张债务端、托举资产估值，经济便能复苏”的观点。

5 资产端禁入

方文认为，中国宏观经济无法复苏的根本原因在于“资产端禁入”。他特别列举了教育、医疗、养老、文体、高端公共服务、能源管网、基础电信、城市运维等领域的资产端通缩，并指出这些领域的市场准入不足限制了资本进入。

事实上，这些领域早已对中国民营企业开放，大量民营资本已介入其中。虽然这些服务通常收费低、公共属性强，但并不是民营企业不愿进入，而是其商业回报有限。例如，基础教育虽为地方政府最大财政支出，但其盈利空间有限，且需兼顾社会公平，非民企独善其身所能承担。

至于方文提及的“AI、平台经济、互联网服务等新兴产业”的融资限制，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实际。目前，AI产业、平台经济等领域高度依赖民营企业，远远走在了市场化前沿。它们在中国的市场环境甚至优于发达国家，说明中国并不缺乏市场规范和资本自由流动。

6 债务的上限

方文还批评我的观点“主张无上限财政举债、货币化扩张、大规模债务端扩容”，认为我“完全忽视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这种批评属于无中生有的误解。

我从未主张政府“无上限”举债。我强调的只是，债务与GDP的比值不是衡量能否举债的唯一标准。举债本身应以是否能够形成有效资产为核心。方文反复强调“优质资产无法生成”的问题，其实并未真正指出其错误根源，而是将责任推卸给资本限制，忽略了货币创造才是真正的关键。

就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局面而言，大量资金“空转于金融市场”，房价、股价迟迟得不到提升，实则反映的是央行流动性投放效果有限，财政举债规模不足。这意味着中国当前正面临严重通缩，而通缩才是导致居民储蓄显著上升，实际利率不足以释放货币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我坚持认为制约中国经济的瓶颈不在于资产端，而在于债务端。任何政策目标的实现，都应优先刺激债务端的扩大，并拉升资产估值，以形成循环向上的经济牵引。在数十亿国民的储蓄尚未转化为有效投资的当下，这远比空谈资产端结构性改革更具现实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