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莱美设亚洲流行音乐奖引K-Pop争议，背后是全球音乐产业格局之变

格莱美设亚洲流行音乐奖引K-Pop争议，背后是全球音乐产业格局之变

谁能想到，有朝一日，竟然能看到格莱美为亚洲市场递出橄榄枝。

近期，美国录音学院宣布2027年第69届格莱美奖将新增五个奖项，其中包括最佳亚洲流行音乐表演、最佳拉丁歌曲等，这将使格莱美奖项总数达到100个。

这意味着，亚洲流行音乐第一次以独立类别进入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奖项体系。

按理说，这本应是亚洲音乐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但消息公布后，引发最大争议的，却是长期希望获得格莱美认可的K-Pop群体。韩国唯一英语国际广播电视台《arirang news》亦对此开展专题讨论，庆一大学教授David Kim指出，‘格莱美试图把K-Pop框定在单一类别中，在特定的术语中建造了‘玻璃天花板’’。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亚洲音乐虽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奖项，却未必真正进入了主流评价体系。

为何专为亚洲设立？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格莱美对欧美以外音乐的分类较为粗放。从早年的‘World Music（世界音乐）’，到后来的‘Global Music（全球音乐）’，亚洲、非洲、中东等音乐长期被置于同一评价框架。这种分类方式愈显僵化，难以适应亚洲音乐工业日益成熟的现实。

‘最佳亚洲流行音乐表演’的设立，本质上是格莱美奖项体系的细分，也反映了全球音乐产业格局的变化。对许多亚洲音乐人而言，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革。

根据格莱美规则公告，该奖项旨在表彰‘亚洲流行音乐表演的艺术卓越性’，且入围作品必须源自亚洲市场，或在亚洲市场广为人知，涵盖K-Pop、J-pop、T-pop、C-pop等类型，并需有意义地使用一种或多种亚洲语言。

这意味着，以英语为主创作的歌曲将无法参与该奖项评选，但仍有机会角逐其他类别。在欧美媒体看来，目前最有望入围该奖的艺人，基本集中在K-Pop领域，其中BTS被视为有力竞争者。

值得注意的是，评选标准强调音乐类型和市场属性，而非艺人的国籍或族裔。换句话说，它试图界定的是‘亚洲流行音乐’，而非‘亚洲艺人’。

这一变化的背后，是亚洲音乐市场过去十年的迅猛发展。根据《2025年IFIP全球音乐产业报告》，去年亚洲市场收入同比增长10.9%，成为全球实体音乐增长最快的地区，占比高达45.1%。其中，日本增长8.9%；中国首次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四大音乐市场，增速高达20.1%；韩国则凭借K-Pop建立了成熟的全球输出体系，深度改变了流行音乐的传播方式。

韩国海关数据显示，自2025年第三季度以来，K-Pop专辑季度出口额持续上升，2026年第一季度更是突破1.2亿美元，几乎达到2025年全年出口总额的一半。美国已跃居K-Pop专辑的主要出口市场前三位，占比达28%；同时，北美地区销售额同比增长449.2%，欧洲则增长397.7%，占比16.5%。

但高速增长的背后，亚洲音乐人在格莱美通类奖项中屡屡失意。例如，BTS曾在2019年获得‘最佳专辑包装’提名，2021年与2022年两次获得‘最佳演唱组合’提名，截至目前已获得五项通类提名，但始终无缘主奖。今年，美韩合作女团KATEYE、BLACKPINK成员ROSE亦多次提名却未中选。

此外，日本、越南、泰国等国的艺人，多年来在欧美市场创下诸多演出与榜单纪录，却始终被排除在外。这种长期的‘缺位’引发不小争议，例如2021年BTS遭格莱美冷遇事件，引发全球粉丝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不满，相关话题#scammys（意指格莱美此举不公）迅速冲上热搜。

对此，格莱美首席执行官哈维·梅森表示，增设奖项类别是为了增强该平台的包容性，并使其‘更好地代表更多的音乐创作者、艺术家、词曲作者和制作人’。去年，美国唱片学院还在评选委员会中增加了多名韩国和拉丁裔艺术家，被视为迈向多元包容的重要一步。

实际上，格莱美一直在顺应时代变化进行奖项调整。2023年，格莱美新增‘最佳非洲音乐表演’奖，被认为是非洲音乐迈出历史性的脚步。然而近年该奖项也陷入了类似的争议，许多作品被认为过于西方化，未能真正反映非洲音乐的多样性和本土性。

正如非洲媒体《OkayAfrica》所言，格莱美试图通过分类来定义所谓的‘非洲性’音乐，实际上则是在忽视非洲的传统与风格多样性。它并非回应非洲的音乐本质，而是选择符合西方审美的作品。

为何惹怒了K-Pop？

那么，为何这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化，却在全舆论场中不被买账？表象之下，隐忧在于，这种调整或许只是‘排外’模式的再版。

仔细审视‘最佳亚洲流行音乐表演’奖项的定义，会发现它似乎更偏重K-Pop的某些特征，比如强调‘统一的音乐创作、舞台演绎与视觉呈现体系’，以及‘适配音频播放与舞台表演的双重需求’等。

然而，亚洲各国的流行音乐风格差异显著，未必都具备这些‘概念化’元素。韩国文化评论家郑敏宰指出，‘K-Pop及其他亚洲音乐在北美影响力不断增长，但格莱美试图将J-pop、C-pop等风格迥异的作品归为一类，这是对音乐多样性的忽视。’

更让人担忧的是，这个奖项会不会成为亚洲音乐进入主流大奖的一道新门槛？

长期以来，格莱美最具影响力的是年度专辑、年度制作、年度歌曲和最佳新人四项通类大奖。相比之下，细分类别的奖项虽具专业价值，却在传播力和行业影响力上稍逊一筹。

因此，在不少K-Pop乐迷眼中，新增亚洲奖项看似扩展了机会，实际上却可能造成新的分层——亚洲音乐有了自己的奖，但与通类大奖之间的距离依然遥远。

这种担忧并非无的放矢。都市音乐、拉丁音乐曾被设为细分类别，与通类大奖存有天然隔阂。2020年，著名说唱歌手Tyler, The Creator便曾在格莱美颁奖典礼上公开批评，称‘都市音乐’这一分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正确下的歧视手段，将黑人音乐人隔离于主流之外。’甚至连Beyoncé这样的巨星，其专辑《Lemonade》与《Renaissance》也被限制在细分类别中。

今年，拉丁音乐人Bad Bunny凭借《DebíTirar Más Fotos》斩获年度专辑，成为首位获得通类大奖的西语专辑。然而，相对而立的‘最佳拉丁音乐奖’也被外界猜测可能成为对拉丁音乐热度的某种限制。

因此，当格莱美宣布新增亚洲奖项时，不少业内人士并非感到欣喜，而是想到了历史是否正在重演。

相比拉丁音乐和非洲音乐，亚洲音乐更被期待能够打破这种‘分类’的界限。然而，当格莱美终于意识到亚洲音乐的重要性，其分类标准却似乎再次带来了新的束缚——不以文化基因，而是以市场表现与产业形态为标准。

这一切，究竟是对亚洲音乐的真正认可，还是预示着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排外？答案或许会随着下一届格莱美奖的揭晓逐渐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