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谈人民币国际化：去地缘政治化是未来关键

历史的钟摆从未停止
今天，我们正面临着新一轮的大国兴衰与货币体系的剧烈重构。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周期性调整，而是一场涉及地缘政治、技术革命与制度博弈的结构性裂变。旧的秩序正在崩塌，新的秩序尚未成形，而在这片混沌与风险交织的迷雾中，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究竟指向何方？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命题。

从孤立主义到霸权之路的百年轮回
从历史视野来看，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是英国霸权转变为美国霸权，货币体系从英镑本位到美元本位，从金本位到信用本位的历史性转变阶段。其背后的驱动力主要是19世纪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自由贸易理念和实践、国际金本位制创立三者的共振，这构成了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然而，美国把握住开放期而成为世界老大后的路径选择，为当前中国提供了深刻的镜鉴。

旧秩序的黄昏：从“基于规则”到“基于交易”的范式转移
美国为何要颠覆自己亲手建立的全球秩序？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大国责任将发生变化，如安全资产要付费，开放要“对等关税”（对美国推动开放付费），安全要自我承担费用，即从“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转向“基于交易和对等的全球秩序”？这对国际货币体系而言，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系统性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个大国及其朋友圈的竞争，将直接决定未来全球治理的架构和国际货币格局。

向内求解：人民币国际化的真正突围之道
面对如此险恶的外部环境，中国的应对之策是以国内发展的确定性对冲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如何突围？我认为，中美竞争的本质，比的是“刀刃向内”，看谁能更好地解决本国的矛盾和问题。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国债、中国进口、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成为中国对冲全球失衡的公共产品和安全资产？大国博弈，谁也不可能直接打倒对手，只有可能自己打倒自己。因此，下一步的较量，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

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选择
我们需要纠正一种片面认知：人民币国际化并不是为了与美元进行零和博弈或简单互换位置。如果仅仅是为了占据美元当前的生态位，那么伴随美元霸权而来的特里芬难题、产业空心化和债务危机，中国也将被迫承受且无解。中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旨在为世界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产品，而非成为第二个利用货币地位向全球转嫁风险的霸权国家。

未来三岔路口：平行体系、多极陷阱还是超主权货币？
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可能面对一个三岔路口：是两大平行体系、多极化体系还是超主权货币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往往发生在高风险时期，从失衡到崩溃，再到失序和重构。从美元本位到后美元体系，存在几种可能的路径，每种都充满风险。

最坏的选项是碎片化的失序。世界分裂为两大平行的货币体系——美元体系和非美元体系，彼此隔绝，甚至对抗。这将是全球经济的灾难。

第二种可能是“多极化”。但我对此持怀疑态度。过去50年的历史证明，在美国的打压下，英镑、欧元、日元都未能真正挑战美元，反而趋于同质化和附属化。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人民币身上，希望中国成为下一个“接盘侠”。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如果没有替代方案，“光破不立”只会带来世界大乱。渐进变化、平行体系的逐步演进，或许是不得已的选择，但绝非理想终点。

第三种可能，也是中国应当追求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超主权货币体系。这需要回到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当时有两种方案：怀特计划是为美国霸权服务的，而凯恩斯计划是为世界共同利益设计的。如果当时采纳了凯恩斯方案，今天的世界会不会不同？历史无法假设，但未来可以创造。人民币国际化的终极目标，不应是取代美元成为新的霸权货币，而是通过探索SDR（特别提款权）的升级版、数字货币桥等形式，最终走向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全球公共产品。

当然，还有一种中庸的可能，即中美“G2”模式，形成两个平行的体系。但这需要中美各自实现战略目标，进行正和博弈，难度极大。如果中美博弈是零和博弈，如兰德公司所言，中国被边缘化，或另一个假设双赢。那么中等发达国家联盟、金砖联盟能否构建新体系？我也持怀疑态度。失去秩序的全球治理，只会陷入更大的混乱。